读书改变一个民族。还没 　　

应该说，他的这一招的确打中了天国的要害。天国从相对落后的广西进军到中国最为昌明发达的三江两湖，却依旧依据上帝教的某些教义，采取了毁灭庙宇书籍，强迫人民信从上帝的做法，殊不知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传统悠久深厚，这样粗暴简单的行为，只能激化当地士绅甚至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相反作用，这并不是靠那些多不太通文墨的广西老兄弟例行公事般的“讲道理”所能稀释的，何况一来经过鸦片战争，东南民间对“洋教”并无太多好感，二来即使天国内部，广大将士对于岳飞、关羽、赵子龙、谢枋得、瞿式梠、文天祥等也是崇拜敬仰的，对于毁灭这些前贤的庙宇塑像，也是茫然不解甚至反感抵触的，“夫战，勇气也”，天国若不及时拿出针锋相对的得力措施，等于尚未交兵，即在舆论战上先一败涂地了。　

东王对于舆论战的重要性是有着充分认识的，早在壬子二年永安时期，他和西王联衔发布的三篇檄文，就抓住反满兴汉这一汉族民众最能激起共识、最容易理解的突破口，对清廷进行了总讨伐，而且，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当地民众、敌人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时，他又能审时度势，在短短时间内三易其稿，力图在最大程度上引起受众的共鸣，达到鼓舞各界群众，对清廷群起而攻之的宣传目的，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宣传战是成功的，太平军的队伍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而当地的旧秩序也一度显得摇摇欲坠。 　　　

针对《讨粤匪檄》，东王在下凡中旗帜鲜明地再次重申保护经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特别强调了对古代忠臣义士的敬重，并表达了对广大将士欲效法前贤，顶天报国，“名垂青史”想法的充分理解、支持和赞赏，这样的做法，正是对《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污蔑的最有力回击。　

不仅如此，同年稍后，在旨准颁行的《天情道理书》中，东王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勉励将士的诗篇，其中几乎篇篇征引古人前贤，作为朝野官员将士学习的楷模，这和天王不但毁灭古书，甚至要删除自己早年作品中的经史章句和古人姓名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王这次天父下凡，仅后于曾国藩出师五日，当然，《讨粤匪檄》当是在湘军出师前几日便已炮制推出，但考虑到湖南和天京相隔千里，东王能及时采用非常手段，做出有力回应，实在是令人叹服的。

可惜的是，东王虽权倾朝野，总理军政，但文化和神学领域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父第二子”天王的禁脔，天王虽然口中唯唯，实则对东王的举措始终不以为然，删书衙设立经年，却什么书也没删定；焚书，毁像，只要他目光所及权力所至，仍是照焚照毁不误，迨东王一死，则更是终日爷哥朕幼天话不绝，浑不管人心民意如何了。不过，有了《天父圣旨》这个红头文件做幌子，一些有头脑的将领却得以推行较宽和、较得人心的措施，如翼王之在安徽，黄玉琨等之在江西，后来忠王之在苏南等等，但他们的行为，却不足以在战略层面上抵消天王的顽固和短视，天国最终还是在这场关乎社稷存亡的舆论战、宣传战中，输了个倾家荡产，一败涂地。